校友陈宏诰与武昌起义

作者:张继才来源:必赢亚洲体育366net 编辑: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:2016-12-06浏览次数:129

 在辛亥革命研究中,历史学家章开沅多次强调:“辛亥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业,它是一个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群体共同发动和推进的。因此,无论是研究革命运动,或者是研究社会思潮,都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个别领导人,应该把视野扩大到更多的人群。”时至今日,学术研究出现了可喜的变化,但有关非领袖人物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的空间。例如在湖北辛亥革命中被誉为“八大金刚”之一、“革命家”的陈宏诰,几乎就没有人对其进行研究。研究这场革命中的非领袖人物,特别是在校青年学生与武昌起义的关系,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武昌起义的必然性、资产阶级革命影响的深刻性,从而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。本文拟就陈宏诰与武昌起义的关系,兼及其同学,以期进一步揭示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者的经历,阐述在校青年学生在武昌起义中的积极作用。 

 

 

 

 陈宏诰,亦名伯雄,字达五,号启民,1889年出生于湖北江夏。1904年起陈宏诰先后进入南路高等小学、工业小学等校学习,1911年考入第一法官养成所,同年参与武昌起义。  

 

 陈宏诰17岁就加入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,此时他还是南路高等小学的学生。1909年陈宏诰考入省城中等工业学堂(今必赢手机亚洲体育366net前身),其同学彭晟、赵师梅、赵学诗、陈磊、陈霖、江家瑞、傅盐梅等人也先后倾向革命。曾在该校执教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会员,与学生陈磊是黄冈同乡,对陈磊投身革命也起到一定作用。在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(1910年在校学生161人),革命思想与活动却很活跃。史料记载,彭晟曾“与同学陈磊、陈宏诰、江家瑞、陈霖诸君力请监督增加兵式体操,给发枪械,借御外侮之名,为扩张吾党武力之预备。”赵师梅、赵学诗等以留学回国的监督不蓄发为由,剪去发辫,学堂当局也无可奈何。陈磊则反对学堂监督无故开除掌生而带头“闹事”,于191 1年夏被开除。在1908年至1911年,上述学生先后加入到共进会,并积极从事宣传与组织等工作。陈宏诰就“与同学陈磊、赵学诗、学魁君辈于武昌竭力鼓吹。”他们还在武汉散发传单,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清政府的腐败。在学界中,其他学校也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组织,如测绘学堂、文普通学堂、陆军中学堂等学校师生。由此可见,湖北革命党人在学界开展了扎实的组织工作,这也是武汉成为首义之地的重要原因。  

 

    武昌起义是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组织发起的。至于陈宏诰参加了哪个团体,史料有两种说法。一是文学社。湖北革命实录馆于1912年至1913年征集的、撰写于1912年io月的史料《文学社事实》将他列为文学社领导人之一:“正社长:蒋翊武;副社长:王宪章……交通二员:彭楚藩、陈达五……”)也就是说,他与著名的三烈士之一的彭楚藩负责联络与组织工作。二是共进会。辛亥革命志士张难先所著《湖北革命知之录》将其收录于共进会名单。)张国淦所著《辛亥革命史料》也将其收录于共进会。而目前能够找到的较早的、最翔实的资料是湖北革命实录馆征集的《陈君宏诰革命事咯》,该小传撰写于1913年7月前,但对陈宏诰参与的组织,它却没有介绍。本文认为,陈宏诰不是文学社成员,而是共进会骨干。一是陈宏诰在革命活动中所密切接触的革命党人多是共进会员,特别是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同学。二是陈宏诰参与活动的机关同兴学社属于共进会机关之一。该机关为共进会领导人邓玉麟所建立,由赵师梅与其同庚堂弟赵学诗主持。史料记载,“同兴学社所需要的经费,虽比同兴洒楼为少,但仍非常困窘,他们的伙食,全靠住在学社中的工业学堂的学生如赵师梅、赵学诗、陈磊等供给。赵等当时都已参加革命组织。此外,学界中同志如牟鸿勋、谢石钦……陈宏诰、周之翰等,也常来同兴学社,进行革命工作。”至于他在共进会任何种职务,因史料缺乏,难以考证,但从其参加革命较早的经历,且在起义中和湖北军政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来推断,应该属于重要骨干。赵师梅是省城中等工业学堂共进会代表,即共进会在该校的负责人。同时,赵氏兄弟还是同兴学社的主持人,为经营同兴学社作出较大贡献:“此学社赖师梅、学诗等资助维持,至八月起义时尚存。”)陈磊则“照料同兴学社,于文学共进两派之联合,最为努力。”应该说,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青年学生在革命团体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。

 

二  

 

    1911年春,同盟会策划在广州举行黄花岗起义,共进会领导人刘公、孙武等计划在武汉响应。5月初,接到黄花岗起义败讯,孙武等决定联合文学社,在两湖发难,而文学社也有联合共进会的计划,但两个团体领导人存在门户之见。几经周折,9月14日,双方达成在武昌起义的共识,并成立统一的领导机构,负责领导起义。起义领导机构成立后,决定分军事、政治两个方面进行准备。在军事方面,成立临时总司令部,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,孙武为参谋长,刘复基等为参谋。在政治方面,革命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,由刘公负责,另设常驻政治筹备员和政治筹备员,协助起草文告、绘制军旗等政治事务。至于陈宏诰任何种职务,史料也有两种说法。一是调查部成员。辛亥革命志士杨玉如所著《辛亥革命先著记》持此种观点:“调查部:正长邓玉麟,副长彭楚藩。部员:陈宏诰、徐移山、蔡大辅、赵士龙。”-是任政治筹备员。李春萱所著《辛亥首义纪事本末》,、张国淦所著《辛亥革命史料》持此种观点。然而不论系何种职务,陈宏诰都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。首先,陈宏诰在领导起义的两个最重要的机关——总指挥部武昌小朝街85号和政治筹备处汉口租界宝善里活动,并参与了武昌起义重大事项的决策。10月9H,孙武等人在汉口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失事时,在武昌机关的蒋翊武等人正在商议工作,听说了汉口情况,马上讨论应对之策,陈宏诰也在现场,他力持及时举行起义,结果,蒋翊武果断下令当晚举事,决定以南湖炮趴发炮为号,各标、营立即响应,并派邓玉麟、陈磊等分头通知各标、营。由于清军戒备森严,通知未能及时传达,起义流产。而在当天,清军得到革命党人名册,大肆搜捕,同兴学社、襄阳学社等多个机关被破获。当晚10时后,蒋翊武等人在小朝街85号起义总机关等待炮响,结果,被军警包围,蒋翊武乘无人注意时溜走,陈宏诰与刘复基、彭楚藩等人同时被捕。但因其父供职于巡警道,陈宏诰不仅幸免于难,而且免于牢狱之灾。关于陈宏诰被捕的具体情况,史料说法不一。一说在押送途中因与警察熟悉,被警察偷偷放走:“宏诰与来捕之警管识,亦中途纵逃。”_说被押送到巡警道署后很快被释放:“被捕诸人先被送到警察厅,警察厅有人认识陈宏诰,便说:‘他的父亲在厅内当科长,大概也是去办案的?’陈连声说是,一面说一面就溜走了。”说被押到巡警道后,经多方营救才获释:“君以其父彼时供职警察总署,得警员数辈多方解说,脱于狱。”革命实录馆收集的“三烈士供词”印证了第三种说法。供词提到,当局曾提审过陈宏诰:“旋逐一问襄阳学社所提之牟鸿勋、陈宏诰、陶德明(陶德琨之弟)等,均各言系[在]学学生(闻临问明时,琨并在堂土听审。琨系督署会议[厅]审查官,并不知革命为何物。)”说明他在巡警道并未轻易获释。而刘复基、彭楚藩、杨洪胜被杀害,其他被捕人员则被收押,直到起义成功后获释。其次,10月10日起义成功后,陈宏诰也处于权力中心,例如,颁布军纪,禁止民军随意开枪等军令就由他与黎元洪等人决定。“九日之夕,弹雨横飞,不无误死。至是,经执法官程汉卿报告,请都督黎公与诸革命[家]张振武、高振霄、陈宏诰诸君商定,以义军举动,总宜文明,故不命令,不准私放枪声。”为了消除居民恐慌,陈宏诰还亲自率兵巡查民军军纪,安抚百姓,保卫商民,维持了城内秩序。

  

    赵师梅、赵学诗、陈磊也是领导起义的骨干成员。关于赵氏兄弟的职务,有两种说法,一是兄弟两人则与邓玉麟一样,作为命令传达人,负责将指令传达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,其根据是赵师梅的回忆。二是任领导机关中的会计。如杨玉如的《辛亥革命先著记》认为赵氏兄弟与梅宝玑3人是领导机构“会计”人员,李春萱的《辛亥首义纪事本末》也采此说。[8](p139)而陈磊则为常驻军事筹备员,参与了制造炸弹等军事准备工作。此外,在沟通、撮合两个团体申,陈磊起了较大作用,颇受革命党人称道:“秘密运动,投稿各报,鼓吹民权,联络同志,筹措饷资,殚精竭虑,罔有推辞。孙、蒋有隙,和解不遗余力。凡我同志,无不敬佩。”U2Xp440)在革命党人紧锣密鼓的准备中,赵师梅、赵学诗、陈磊还负责绘制军旗。军旗是共进会总会在日本东京设计的。他们按照设计方案,绘制图纸,并请裁缝剪裁出20面军旗,其中18面存放汉口机关。10月9日,因孙武等人制造炸弹不慎爆炸,机关内起义文告、党人名册、军旗被搜去。10月10日起义爆发,民众为避枪弹纷纷逃离,赵师梅等人四处寻找裁缝,终于从裁缝处找到剩下的2面军旗,这样,武昌起义胜利后,鲜艳的}‘八星军旗飘扬在武昌上空。与陈宏诰遭遇相同,赵师梅、赵学诗也遭逮捕,但同样幸免于难。10月io日夜里,赵师梅、赵学诗、陈磊3人从同兴学社分途前往陆军中小学、二I‘九标、测绘学堂传达指令,约定同时并举,赵师梅兄弟先后返回时被抓捕,与房东一起被警察关押,幸亏当晚起义爆发,负责关押他们的警察逃逸,兄弟两人才重获自由。

 

三 

 

    10月11日上午,武昌光复后,革命党人在阅马场咨议局商议组建军政府,推举都督。陈宏诰参与了这次活动,是湖北军政府的组织者之一。超义前革命党原推定的都督刘公在汉口,此时汉口尚未光复,不能到任,总指挥蒋翊武在10月10日武昌小朝街85号总机关险些被捕,出逃未归,参谋长孙武10月9日因炸弹爆炸受伤,其他重要人物或被捕,或被杀,领导起义的多为下级军官,资望不高,同盟会领导也无人在汉。为稳定人心,争取各地响应,急须成立革命政府。首义的领导者们派人找出地方头面人物,商讨对策。二卜一协统黎元洪等旧军官、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旧立宪党人被革命党人觅得,其中汤化龙就是由陈宏诰的同学赵师梅、陈磊找寻而得。各界集议的结果,是推举黎元洪任都督。虽然黎元洪在军界负有清誉,但他反对革命。革命党人此举实出于无奈,目的是以这个“大人物”来号令天下。    黎元洪开始对革命党并不予以合作,而是持有观望态度。为了处理紧急的军政事务,11日下午,领导起义的革命党人蔡济民、邓玉麟等人再次集议湖北咨议局,决定成立谋略处,负责处理军政府的事务,实际上,谋略处就成为临时权力机构,蔡济民、邓玉麟、陈宏诰等8人就是推举的八大谋略。 

  

    谋略处为湖北军政府的创设和推动各地光复做了大量的工作。第一,陆续建立军政府机构体系。第二,颁布了严格的军纪。第三,向海内外发布了系列文告,痛斥清政府罪行,号召人民进行革命。谋略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对捍卫湖北革命成果、推动全国革命,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作为谋略之一的陈宏诰,在军政府建设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史料记载,“维时,义声始播,人心不知所归,黎公初履都督任,党中事诸不悉,各团体干员负重伤,及被逮小曾释者参半,民心未固,应事乏人,种种危机,不可枚举。赖君与陈磊、苏成章、蔡汉卿、潘公复诸君筹面进行方略,并组织都督府内部各机关,由是规模大振,人心为之少定。当是时,府内庶务殷繁,君除指挥支配外,犹复躬亲细事,数日夜不遑假寐,无倦容,亦无废事也。”  

 

    随着湖北军政府组织体系的逐渐完善,革命形势日益高涨,黎元洪与湖北咨议局原议长汤化龙等旧立宪党人开始积极争夺权力,10月17日,《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》颁布,确立了以都督为核心的新的权力体制,一批旧官僚、立宪党人掌握了各部门权力,谋略处被取消,陈宏诰等人被排挤于权力中心之外。10月25日,孙武等革命党人重新修订了组织条例,更换了军政府组成人员,使得革命党人不仅控制了政权,在军政府机构中占据多数,而且成立各部总稽查处,负责稽查军政府各部门、各军队。陈宏诰等8人任各部总稽查处总稽查官。当时,舆论界称之为“八大金刚”。  

 

    “八大金刚”为10月10日领导起义的重要人物,权重一时,威望颇高,陈宏诰还身兼数职。史料记载,“白汉阳失陷后,各部有迁徙者,有人员走散者。当停战之际,外面难按约停战,而内部各部不能不照常整(顿)备战事。各革命家恐各部惊惟(慌)之余,办事难见(免)敷衍之弊,特组各部总稽查机关大朝街,专稽查各部一切。高振霄、陈宏诰乃草命中老同志,故公举二君与苏君等八人共担任各部稽查任务。其二君所遗执法科调查事物,亦属重要事,军务部以陈宏诰、高鸿绶均革命巨子,故以之接任。”起义以来,陈宏诰就担任执法处调查。执法处最初隶属军政府,后来改为执法科,隶属军务部。在战争时期,执法处任务繁重,尤其是负责审理军事案件,如审理汉奸、问谍、贻误战机等案件,此外,还包括大量的普通司法案件。南北和谈、战事结束后,陈宏诰等总稽查官建议湖北设立临时议会,得到批准后,主持临时议会选举工作,直到议会建立。由此可见,陈宏诰在湖北革命党人中的地位。 

 

    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其他几位革命党人都参与了起义。.赵师梅、陈磊、彭晟还参与了都督的推举。为转变黎元洪的态度,陈磊刚柔并用,尽力说服。武昌光复后,城内残存反动军队,也混杂着清军奸细。军政府成立后,陈磊任稽查员,与李翊东等侦查到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等奸细、侦探,捕获数人,予以处决,对维护武昌秩序和革命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在阳夏战争中,省城中等工业学堂的革命党人参加了战斗。赵学诗、陈磊随黄兴上汉阳前线,负责后勤保障,陈磊任总训令部金柜科科长,赵师梅率兵上阵杀敌,彭晟任职湖北军政府外交部,在战火纷飞的武汉,他们与民军一起坚持奋战一月之久,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,赵师梅在战斗中受伤。

  

    总之,陈宏诰等人从普通青年学生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志士甚至革命骨干,反映了时代变迁对青年学子的巨大影响。他们不是职业革命家,不是参与革命团体的新军,也不是打入新军中的知识分子,而是武昌起义中非主流群体——在校学生,但他们并非在革命高潮中被动卷入,而是开始就积极投身其问,成长为骨干,所以其经历特别具有意义,反映了在校学生对革命的主动认知,从而说明这场革命的深刻性——不愧为“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”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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